恭亲王奕䜣是雍正朝以后最显赫的亲王，除了怡亲王胤祥能与之比拟外，其他王公大臣都难以望其项背。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么一位强势的铁帽子亲王，为何在慈禧的淫威下毫无反抗之力，以致于想罢就罢，想用则用呢？
辛酉政变（祺祥政变）后，奕䜣作为最大的功臣其集团势力已经渗透到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核心政治建筑中，按说手中握有如此的实权，完全可以与慈禧相抗衡。但是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奕䜣始终处于下风，归结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其一，慈禧在给予奕䜣众多关键职务的同时，还下了一道上谕明示群臣，“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裁决。”也就是说，在同治皇帝没有亲政之前，国家的一切大政都要看两宫太后的眼色行事，都要获得她们的最后许可。
而事实上，两宫太后的核心其实是慈禧一人。在这顶大帽之下，奕䜣就不具备当年多尔衮的权威，自然也就不可能对皇权构成最大的威胁。
其二，自顺治入关后，宗室贵族中离皇帝最近、最受信任、最有政治发言权的只有两人，一个是雍正朝的怡亲王胤祥，另一个是咸丰朝的协办大学士肃顺。就以这两人与当时最高统治的关系的来看，奕䜣其实也不具备他们的优势。
胤祥不仅是雍正的亲兄弟，更是雍正夺储斗争中生死不渝的盟友，为了替雍正保全政治实力，胤祥不惜自己顶罪。肃顺虽然是远支宗亲，但他忠心报效咸丰，敢于任事的作风被咸丰帝所认可、信任。反观奕䜣，与慈禧本无历史渊源，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的，虽然在前期还能为共同的政治目标即扳倒顾命八大臣，可是政变成功后，两人的政治轨道便逐步分离。
其三，两宫太后在发动辛酉政变过程中，已经将所谓的祖制家法打得稀巴烂，她们用“事贵从权”的理由予以解释，说什么“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在这样冠冕堂皇的旗帜下，慈禧为了一己之私，躲在皇帝的背后，用皇帝的名义便宜行事。而奕䜣则在明处，他对祖制家法的解读权为零，“两宫垂帘听政、亲王秉政”已经让他失去了捍卫祖制家法的绝对资格。
其四，奕䜣集团表面上看都能占据要津、把持大权，实际上却脆弱不堪。奕䜣集团的发家主要还是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奕䜣因为被咸丰任命留京处理善后事宜才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小集团。其核心成员是文祥、宝鋆、桂良等，像周祖培、贾桢、沈兆霖等不过是为了反对肃顺而站到奕䜣的阵营中来的，他们并不是奕䜣的心腹之人。
就算是核心成员他们也各怀鬼胎。文祥虽然是不可多得的干才，但他却很注意保持同奕䜣的距离，即便是在一些政治主张上也不都完全赞成奕䜣，奕䜣依赖文祥主持政务则可，如果依赖文祥对外进行势力扩张或抗争则不可。
其五，奕䜣没有取得日渐崛起且逐步形成“督抚专政”局面的封建大吏的支持。曾国藩及其亲信对奕䜣的评价普遍过低。奕䜣集团既然得不到这些实权在握的督抚大员们的看好，也就更容易成为慈禧的手下败将。
更为重要的是，奕䜣个人的缺憾使得他不可能与慈禧相抗衡，也不足以领袖群雄。关于奕䜣的缺点，他的亲信密友宝鋆曾经说：“恭王（奕䜣）虽甚漂亮，然究系皇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这是指奕䜣缺乏足够的阅历，很多事情不了解其来路。
所以在慈禧与奕䜣两大集团发生冲突时，奕䜣的这些弱点就马上下显露了出来，最终成为失败者。不过奕䜣的结局也算不错，不仅恩封了铁帽子王，还得以善终，这也充分显示了慈禧玩弄权术的高明之处。